지식 패러다임의 反轉과 ‘帝國夢’

초록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下面三个现象变得日趋明显。那就是：第一，中国开始用自己历史与传统积累的知识为基础创立的概念，看待文明和世界；第二，中国原有的会通思想在复原；第三，文政一体的文化主义、普遍主义国家论重新登场。此三个现象的出现，不仅告诉世人中国由富强走向文明的所谓‘文明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已进化到议论人类普遍价值与秩序的阶段，而该议论的核心议题，又正是‘中华的再普遍化’。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中国的知识结构已经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它起始于‘适应论’的‘文化重建’而最终要达到归结为‘文明论’的‘中华的再普遍化’。 最近的文明论具有国家文明论形式。新左派的文明国家论、新儒家的文明国家论、自由主义派的文明国家论、新权威主义的国家论、文明型国家论等等，其提法也多种多样。分析这些国家论的理论结构，就可发现它们全都起源于把文明与国家一体化的传统时期文政一体的文化主义国家论。各家各派正是以同一文化主义国家论为基础提出各自的新秩序结构，而这些新秩序又都是些重新解释传统中国朝贡秩序或是天下秩序、天下体系和天下意识的新的帝国秩序而已。如今我们已看到，诸如此类的新朝贡秩序、新天下主义、新天下秩序、新天下观正以实现‘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大战略起到其作用，并且以霸道（霸权）与王道（宽容）相结合的形式予以推进之中。这正是孙文与毛泽东的梦，也是习近平的‘中国梦’。 不过，并不认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与美国相媲美的、足以实现帝国梦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力和正在生产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因此，在现阶段谈论如前所述的诸如新朝贡秩序、新天下秩序、新天下体系等以中国为中心的规范秩序的复活，还为时过早。但是，又可确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确以‘超国家’或是‘超大型大陆经济体’的经济力为基础，正在扩充着帝国的内涵；它继承以往中华帝国的遗产，靠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等资产，努力奔向新帝国。而中国的这种探索，是再次找回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所替换下来的文明标准而探求文明史转换的过程，倒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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